<作者：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系教授 翁寶山> 

在1940年代後期，美國核武在太平洋試驗期間，放射安全官(radiological safety officer)為一官銜給負責放射安全的軍官。最早使用這術語是在1947年設立的第七聯合特遺隊，以督導在恩內威塔克(Enewetak)的砂石行動(Operation Sandstone)，其部分規定如下：

「許可放射曝露是建立於0.1侖琴/24小時。在非常的 情況，科學主管和放射安全官可授權達到總曝露為3侖琴。」

就黑克(Barton Hacker)所觀察，規定的仔細選擇用字遣詞係協調在核試過程軍方和科學家之間時常引起的衝突。在軍方由放射安全官作代表，他堅持是放射安全的最後權威，但民間的科學家則是由科學主管作代表，常需要進入污染區進行實驗與輻射度量。當時物理學家弗羅曼(Karol Froman)為第七特遺隊的科學主管，而陸軍軍醫隊坤尼上校(James Cooney)則為放射安全官。坤尼的地位實際上和瓦倫上校(Stafford Warren)相同。瓦倫於1946年在比基尼(Bikini)的十字路口行動(Operation Crossroads)擔任第一特遺隊的放射安全顧問。

他們常常試圖區分說，軍用的放射度量係為了安全的目的，而民間的輻射度量係為了科學的目的。在太平洋核試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軍方仍傾向使用放射的(radiological)這個字而非輻射(radiation)。